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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卖掉房子,以一己之力,为中国老建筑拍下珍贵影像|快看

来源:一条 时间:2023-02-21 01:05:42

中国第一代独立导演雎安奇,

从2019年开始,


(相关资料图)

着手拍摄关于中国建筑遗产的纪录片,

计划分为《楼》《厂》《乡》三部曲。

像这样的系列纪录片,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一部。

第一部《楼》聚焦城市的建筑遗产如何更新活化

第二部《厂》聚焦工业遗产,在后期制作中

23岁那年,

雎安奇拍下了神作《北京的风很大》,

被誉为中国实验电影的里程碑之作。

到了44岁,这个实打实的建筑小白,

发现“我国古建影像资料竟然是个空白”,

于是发下心愿,要去填补它。

因为找不到投资,

雎安奇卖掉了自己的房子,

持续拍摄了近60个中国建筑遗产,

展现它们在今天如何被更新、活化,

比如智珠寺、劝业场,上生新所、冷湖石油基地、永定土楼……

并探访了85位建筑师和学者,

他们中有刘家琨、马岩松、黄印武、青山周平……

第三部《乡》聚焦乡村建筑遗产,仍在拍摄中

目前已经完成的第一部《楼》,

去年底入围海南国际电影节。

发稿的时候,雎安奇还在安徽翻山越岭地拍摄,

“没钱,没关系。

有的时候不是一个钱,就是能说明一切的,

就是勇敢去做,做目前力所能及的事。”

以下是雎安奇的自述:

自述:雎安奇

撰文:洪冰蟾

责编:倪楚娇

雎安奇在北京智珠寺

拍这个系列纪录片的决心,是在2019年立下的。

我们经历了很多种保护古建筑的理念。以前是破坏性的拆除,后来奉行把老房子修一修,然后锁起来完事,再到今天,其实有了一个新的命题,就是该如何活化建筑遗产,把它利用起来,让它们重新活过来。

所以《楼》《厂》《乡》,有一个统一的主题,就是古建筑的活化,那么它们分别是城市、工业和乡村的建筑遗产。

雎安奇(左二)在拍摄中

要说缘起,大概是10年前,我在瑞士的影院里看到一部,关于日本建筑如何影响全球建筑的纪录片。很震撼,因为2009年左右我们还处在大拆大建的过程中。我就暗自发下一个愿,有朝一日我要拍一部中国老建筑的影片。

自此之后,我就持续地关注这些老建筑的命运,10年里也一直在找钱,希望有人来支持我,最后发现可能性非常小。拍一个耗时耗力,乍一看没什么商业价值的电影,非常痴心妄想。

但我一直有在行动。最开始,我们去找了住建和相关的研究部门,希望能找到一些老建筑的影像资料,没想到都是平面图纸,动态的影像几乎没有。

如今都可以用手机拍电影了,却在这里形成了巨大的真空。我想这不是一个设备的问题了,还是关乎一个观念,以及一个行动者。既然影像是我的特长,我就下了决心去做这件事,就是2019年。

我完全是个外行人,关于建筑的形制和历史,还有政策的解读,只能东奔西跑地去找、去问,边拍摄边学习。

雎安奇探访了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和学者

想要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,这个工作量,其实远远超过了个人所能完成的极限,实际上来说是一个国家的工作。

原本我的企图心是把建筑拍得美轮美奂,用一种垂涎欲滴的方式来呈现美。然而现实是,这种拍摄依仗强大的人力和物力,我做不到。

于是我决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做,不用去想象明天会比今天的条件更好,现有的条件,就是把它的文献意义呈现出来就可以了。

北京劝业场,始建于1905年

第一部《楼》里面选取的拍摄对象,是跨越百年,在“城市历史建筑”名录上有代表性的活化保护案例,比如北京的智珠寺、中法大学、劝业场、胡同里的建筑,广州的侨商楼,和上海的上生新所等,它们都是“暴露在大街上的国宝”。

清华大学的建筑学者周榕跟我说:“中国城市化的起点,就是大量地处理老建筑。它是我们的家底,也是一种负担。”

北京智珠寺改造前,始建于1756年

智珠寺始建于600多年前,曾经是一座皇家的寺庙,建国后又变成工厂,到最后是一个废弃的状态。

比利时人温守诺先生和林凡先生接手的时候,这里被认为是老北京最破败的寺庙。他们花了5年时间,用自有的资金,活化它,获得了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”,这也是北京的第一座。

这种活化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先进的观念,既修旧如旧,保留每个历史时期的痕迹,又开发了这个空间现代化的功能。

2015年的时候,智珠寺的活化受到了很多争议,怎么能在老建筑里面开餐厅、咖啡馆和画廊呢?

老建筑就像一个老年人的身体,不是吃一把药就变成年轻人了,它需要持续的、每天的呵护。那这些呵护的钱从哪里来?智珠寺提供了一个样本,利用餐厅的盈余,留有一批古建人员不断做修缮。

建筑师青山周平有一个类似的说法:“如果只是保留外观,越来越没有人去使用,这个城市有可能很漂亮,但是变成一座没有生活的博物馆。”让老建筑得以自己生长,这就是活化的意义。

飘雪的故宫

北京的独特景观,在胡同里望见白塔

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。

比如我们还在北京遇到一位声音艺术家秦思源。他的太外祖父是清朝最后一任北京市长。秦思源在外表看起来完全是个外国人了,他是一个中英混血,其实挺有意思的,这也是一种民族之间的更新了。

他从英国回到北京后,在曾经的祖宅里,建了一座声音博物馆,收集北京正在消失的市井声音,比如叫卖声、鸽子哨,把他的家庭史融入了建筑更新的进程。

我想建筑总归是为人而造,下一代在里面看到上一代的精神,然后活出自己的历史。

广州侨商楼,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

我每次置身其中,就感觉老建筑是一种文明的全息投影,它是能成为过去和现实的桥梁的。建筑师刘家琨说:“一个地方的建筑,其实就是那一段时期社会综合状态的写照。”而马岩松的看法是:“老房子绝对不是一种材料,它是一种思想,会一直影响到我们。”

广州有一栋老楼叫侨商楼。它是2014年广州第一批挂牌的历史建筑,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归国华侨盖的,有岭南地区特有的风格,中西合璧的住家骑楼式建筑。

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几十年前就搬离了,楼早已破败不堪,摇摇欲坠,在台风过后坍塌了一部分,甚至树都长出来了。

一部分老广很坚定地希望建筑完全修旧如旧,回到原本的样子,一部分希望开辟出新公共用途的区域。两种观点的碰撞,让改建的过程充满了争议。出于好奇,我们决定长期跟踪它,不定期地去拍,架设了一台长期拍摄的机器,可以随时在手机上看到建设进度。

侨商楼修葺完毕后,一部分开辟成艺术空间。我们去侨商楼的路上,遇到了一个老先生,就是侨商的后代,他看到儿时的“鬼屋”变得这样热闹,感慨这个楼承载了太多侨商的回忆,“落叶归根的地方又活起来了。”

安庆振风塔,始建于16世纪

2021年,我去拍安徽安庆石化厂的油罐改造,出于纪录片人的自觉,我带着摄影机在安庆市里转悠,遇到了当地的一个黄梅戏班子,竟然遇见了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的弟子,我就对安庆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,于是去拍了当地一座有450年历史的振风塔。

没想到隔年接到一通安庆政府打来的电话,说振风塔的塔尖塌了,被一阵大风吹掉了。但是他们手头上只有图片资料,很多细节看不全,塔尖怎么装都装不回去,听说之前有几个人来拍过振风塔,想问我们购买视频。

我们立刻把用固定机位拍的塔身细节和航拍,全部发了过去,一分钱没收,通过这些影像,振风塔被完整地修缮好了。

我想一旦遭遇了消失和意外,动态影像资料就会产生实际的意义,变得非常有价值。

广西阳朔糖厂,1969年建厂

到了第二部《厂》,我们的重点转移到工业建筑,见证到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曾经的国营电子元件厂798是我们探访的起点。

90年代,艺术家隋建国、黄锐先后入驻798,巨大的厂房变成了工作室。这个地方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当代艺术的创作生态和产业链,引起了国内外非常大的关注。

北京798艺术区,前身为1952年筹建的工厂区

当年这里是准备要拆掉的,798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就联合签署了一封信,希望保留住这些老厂房。当年我也在798,也在上面签了字。

到今天,我再回到最早一批的艺术家工作室拍摄,看到这个艺术社区焕发出新的生机,成为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之一,当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。

青海冷湖油矿,1958年开采

还有一些案例又很沉重。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冷湖,50年代是中国第四大油田,最多的时候有20万人生活在这里,邮局、学校、宿舍,生活设施一应齐全。

70、80年代之后,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,这座城市慢慢就废弃了,遍布残垣断壁,以及400多座坟墓。

我身处其中的感受是非常复杂的。为了这个石油基地,曾经的建设者长眠于此,然而他们亲手建的城市,如今已变成废墟。

到了今天,这座戈壁上的工业废墟,被联想到陌生星球的无人区,于是人们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火星探险的地方,来露营扎寨。最高的纪录,一天有1万人来冷湖,城市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复苏。

我们纪录的何止是建筑的变迁和更新,你看到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观念上的一个变迁。我们这些影像,也是一个切面。

安徽安庆

我其实在越拍、越了解的过程里,觉得责任是越来越重的。

我记得我采访的一个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,他叫刘刚,跟我讲他17岁那年的事。他亲眼看到,几个工人用很野蛮的方式,去砸上海传统的石库门。铁锤刚好就击中了门头上的“1925”字样,那一幕促使他走上了建筑师的道路。

雎安奇片场照

追溯起来,我们的保护意识是在梁思成林徽因那个时期形成的。

上个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,他们两人前后走了200个古迹遗址,绘了2000多张图。抗战时期,夫妇俩在不断逃难的过程中,其他什么都没要,唯独这些古迹的资料图纸一直带在身边,最后到了四川的李庄。

当时梁思成有一个举动,他给全国几百个邮局写信,随信寄两个大洋,希望局长能在当地拍摄老建筑的照片。他们彼此并不相识,很多邮局都回信了,还有的把两个大洋寄了回来。比如赵州桥的发现,都跟这些封信有关系。

最早一代的建筑学者,当时很多的构想是不被理解的,然而他们几乎是以一己之力,去完成发现、整理、记录历史的工作,并将其变成一个建筑科学。有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,但是这些图纸留下来了。

雎安奇开了一家建筑遗产咖啡馆,放着全国收来的老房子物件

所以,我身边很多人都在问,你去做这样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干什么?我就想用这个故事来回答他们。

而且梁思成和林徽因做的这件事是直接启发我的,我不仅要拍纪录片,我还在宋庄租了几间房子,成立了中国建筑遗产影像中心。

我鼓励更多的人,用手机拍身边的建筑影像,然后发给我们,就像100年前,各地邮局局长寄回当地建筑的照片一样。然后这个博物馆向公众开放,所有人都可以来这里自由地观看。

1999年,雎安奇在北京街头流浪,拍摄《北京的风很大》

对,大家一般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,钱从哪里来?

我自己的创作,一直都伴随着“一意孤行”和“没钱”。

1999年,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拍了第一部作品《北京的风很大》。我们那一代人,谈起胶片电影,都是非常神圣的。可是一卷胶卷2000块,不知道要攒多少钱才能拍到。我从一开始就决定,绝不能受困于设备或资金,我不等待。

我就去了小西天的中国电影器材公司,问值班的老大爷,哪里有旧的16毫米胶片?他说地下室很多,都是垃圾要运走的,5块钱一卷。我赶紧买了一些,把过期8年的胶片装进电影学院租的6毫米宝莱克斯摄影机。

剧组所有的人和设备都在这张照片里

剧组成员只有三个人。

交通工具是我买的两辆不知道倒了几手的自行车,还有问楼下收破烂的大爷租的三轮车,一天几十块。

我找了一个破档案袋,写了几个字“北京的风很大,1999”,当作我们的片名。

然后把电视机天线给拔了,把在小商品市场里买的30块钱的麦克风贴在上面,变成一个伸缩的录音杆。那两个剧组成员都疯了:“你这一根话筒杆就做好了?”

我们把设备放到三轮车上,盖上一床单,骑着车就上路了。

我们在北京流浪了三天三夜,走到哪算哪,逮着路人,只问一个问题:“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?”

十年之后,央视拍了一个经典的街头访问,也只问一个问题:你幸福吗?

到了后期,声音、镭射字幕我都做不起,因为已经花完所有钱了。

这么拍电影,当然得到了很多嘲笑讽刺不理解。没想到的是,我很快收到一封回信,说柏林电影节喜欢这部电影,决定资助我做完它。

40天后,《北京的风很大》柏林的银幕上映,电影杂志上出现了我的脸。

我的电影梦,就是从几十块钱开始的。

《诗人出差了》,2003年拍摄,2015年才剪辑完成

获得鹿特丹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和全州电影节最高奖

不光纪录片,剧情片我也这么拍。拍《诗人出差了》,我带了一个演员,去我的家乡新疆流浪了40天,我一个人包揽所有的活,导演、摄影、灯光、录音。我背了一个70升的双肩包,装着所有便携的拍摄设备。

我觉得我的电影梦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践行,别人看不明白,觉得是个笑话,我也解释不明白。

雎安奇的画作《草体》

雎安奇精力充沛,除了电影,还画画、做装置、做实验影像,

还开了一家宋庄有名的大盘鸡店

我有一张摄影作品叫《驿骑如星流》,猛地一看以为它是全黑的,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小旅馆的照片,不断叠加在一起。这个名字来自岑参的诗:一驿过一驿,驿骑如星流。

今年我48岁,从新疆这个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方走出来,起起伏伏拍了这么多电影,还在活跃。

我不想因为年纪和社会的影响,把年轻时的疯狂磨灭掉。困难也好,误解也好,不过就是天上的一颗流星而已。我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束缚,我的勇气要在创作之外,我要让勇气成为我的作品。

不论是怀着电影的梦、艺术的梦,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去行动起来,有的时候不是一个钱,就能说明一切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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